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我们靠“思想”过日子已经太久ื太久，所以我们的“丑”才会出得这么大。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公开提出了“三有利”的原则，这就要让所有的“思想”都落到实处来鉴别。当然我们只会选择适用于“三有利”的。“三有利ำ”才是建设中国的新文化也即新า文化人的行为指南。
你说：“我们文学的现状，比起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来步子显得有些扭捏，甚至出现了局部的停滞或裹足不前、何故？…作为ฦ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何以会产生和经济改革的顺差和相悖的反差？”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
程乃ี珊的《蓝屋》我也读过，艺术上虽略嫌粗糙一些，我还是很喜欢。这不仅是因为ฦ她选的角度（即你说的“视线的焦点”）比较别致，她笔下的几个人物也写得很“活络”（上海话），生动地表现出了上海的某些市民形象。可是，这里有意思的是，同样是从一座建筑物的沿革开始，同样是写在这座建筑物里住过的人，立意、人物和情节的开展却迥然相异。我无意把程乃珊的《蓝屋》和你的《花园街》作比较，这两部作品是全然不同的作品；我更无意在这里贬抑《蓝ณ屋》，我感兴趣的只是，为什么เ你从一座建筑物的沿革，一个曾住在这座建筑物里的姑娘和另一个现在住在那里的姑娘偶然的对话中获得创作契机，却一下子挪到广阔的社会主义改革的背景上去处理，把一个小小的灵感衍化成一部写改革者的长篇来。
看来这很荒唐。为了一个“未解忆长安”的小儿女的生日，就推迟了向老前辈和同志们学习的机会，没有表现出欣欣然的、迫不及待的心情。然而，在我，这个日子却是有纪念意义แ的。我不敢如鲁迅所说：“怜于未必不丈夫”自以为尚有大丈夫气概ฐ，只不过是因为我搞专业创น作，几乎是与我儿子出世同时开始的。
请别以为我是个悲观主义แ者。我和我的同事们正在障碍前面积蓄力量。我们积蓄的力量正在坚硬的外壳里回旋激荡。徘徊其实是进步的一种形式，因为毕竟不是静止不动。中国改革和开放的政治肯定还会遇到风雨。但是，中ณ国民间传说中那位神通广大、变化无穷的孙猴子，正是在一个ฐ风雨交加的日子从一块巨大的顽石中蹦出来的。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生物”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尤其在中国社会，人的真正属性不通过政治几乎无从表现。政治甚至渗透到床上旁观做爱的全过程，柏拉图的爱情常常也要以政治术语来表达。政治败坏或说是提高了中国的固有文化，使中国文化下降或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但只要把语言当做语言，将语言的功能发挥到极致，艺术便从中产生了，那也是今日的中ณ国文化，不可置疑地体现了某个阶段。
1986。8๖。1้5。
当前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经济建设是我们一切事业的中心。税务工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出来。在过去计划经济的社会形态中，一般人和税务极少打交道。所谓纳税，也是把国家这个口袋的钱放到那个口袋里去罢了。现在不同了，几乎ๆ每个老百姓都与纳税有关系，比如所得税，不论任何人，收入达到一定数额便须纳税。而税务部门绝不同于银行，他只会向人要钱不会给人钱，这样，惹人“讨厌”的问题就产生了。
请你原谅我说了这么多不着边际的话。你如果注意到我在那次会上讲的和现在写的，你就会知道我现在根本不在考虑什么เ小说问题，我提议召开各种创作讨论会不过是在尽我作为ฦ一个ฐ文艺团体的领导人的义务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