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有些报刊â开展了所谓“谢晋模式”的讨论，这是很正常的。可是讨论中有人对谢晋的电影艺术睨而视之，贬为“煽情”我读了很感不平，几乎拍案而起要写篇文章。但终因对电影艺术的生疏无从下笔，怕“郭呆子帮忙越帮越忙”何况谢晋也并不需要我“帮忙”今天，我只想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说：中国电å影我的确看得不多，为什么เ我办了个影视城居然还不多看中国电影？因为我偶尔看看中国电影，多数要让我睡觉：电影语言干瘪，画面构图缺乏美感“蒙太奇”拖沓（许多过场在我这个外行看来都应剪掉），服装、化妆、道具粗制滥造，虽然我们不能像《泰坦尼克号》那样精细到电影中用的碟子少了泰坦尼克号的标记就推倒重拍，但至少时代总要交代清楚吧，而不少中国电影（尤其是电视连续剧）受香港电å视连续剧的影响，画面中的服装、化妆、道具让你搞不清剧情和人物是在什么年代。香港电视连续剧是纯娱乐่性的，人们并不追究它的不合情理。内地电影、电视连续剧带有“教育”任务，人们当然有权要求它符合情节所需的真实性。更让我看不下去的是演员的表演，真可谓“叹为观止”很多演员连“死”都不会“死”临“死”前还要找块干净的地方慢慢躺下（这里我想起谢添老人在《洪湖赤卫队》中“死”的表演，可作为“死”的典范），简直叫人不忍卒“睹”谢晋导演的影片除了早期的几部，几乎我全看过，我以为，尽管以今天的眼光看，因当时的政治条件不得不带有某种遗憾，但它们全部都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保留剧目，有几部还可称为经典。其原因就在于谢晋的每一部影片无不贯穿着“情”在没有高科技可以运用，没有大投入，剧ຕ本也算不上特别ี优秀，表演艺术基本上已程式化，服装、化妆、道具也并不精良，而且特别强调“政治标准”的影片，要让观众看得进去并且感动，不靠剧中人物的情感吸引人还能ม靠什么？“煽情”是一种很高超的艺术本领，是任何一种艺术门类的重要技巧。谢晋就能牢牢地把握这种艺术技巧，运用自如，而且这“情”中ณ还必须ี避讳最重要的爱情元素。在没有限制的完全自由状态下创น作出优秀作品，还不能ม算艺术家有本事，在有限的、不自由的空间创น作出观众读者喜爱的作品，这才是艺术家的高明之处；在不自由中争取精神自由，这个过程最能锻造出高的人格境界。打个不太适当的比喻，就像堤坝下的“管涌”一样，那一小孔中ณ冲出的水，力度是最大的。
首先，许多文化人已经丝毫没有风险意识，丧失了承担风险的胆量。安于清贫，乐于清贫，据说是中国文化人的传统美德。我看，这不过是因为很多文化人早已๐失去了争取过富日子的勇气，只能缩在蜗牛壳里舔露水而做的自我安慰的阿q式的宣传罢了。其次，这十个多月来，经找广泛观察，许许多多文化人也不具备独立办事的能ม力，在这方面，他们还不如一般行政干部甚至汽车司机。听他们坐而论道，侃侃而谈，真令人神往，但叫他们去办一件实事，你就要等着倒霉。
在这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中，文化人如果不亲身参与市场建设和商品经济，也在商品大操中当一个弄操儿，不但不能解除眼前经济上和精神上的窘迫，而且会辜负先辈们的教导甚至辜负自己的一生。
维熙兄，我不想探讨造成这种文学现象的非文学原因，我只想说，如果因种种非文学的原因而使文学的步于“扭捏”、“局部的停滞或裹足不前”以及“和经济改革的顺差和相悖的反差”那就决不仅仅只会妨碍文学的发展。这种现象即刻会反馈到เ文学以外的领域，对我们的经济与体制改革都非常不利ำ。经济繁荣，文学停滞，社会主义在这样的双轨道上进行是不可想象的。最近，我读了一些探讨西方社会的理论书籍，又去了一趟北欧，给我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是：如果我们不万分重视社会主义แ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大力促进社会主ว义文学艺术的繁荣，那就不能充分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制ๆ度的优越性，在我们“深刻๑迅猛的经济改革”之ใ后而出现的经济繁荣的社会中，也将和西方แ一样出现种种“社会病”
我是这样想的，对你我这样历经坎坷，命运多蹇的人来说，即使你在贵州的“群专队”里，我在宁夏的劳教农场里，也都在思虑着国家的命运。痛苦的生活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的。在这种心情中ณ，不要说两个姑娘那ว番有点令人心酸的对话，就是看到เ两条狗打架。我们也会联想到社会问题上去。这样，在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当然会如你所说的“为立志改革的斗士们唱一支赞歌，使更多的人来关心、支持这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改革”了。
三年前的元月四号，在银川是个ฐ雨雪霏霏的日子。如雨的雪粒飘洒到地上很快就融化了。街上和医院里的甬道都湿漉漉的；天气和景色，既像是初ม春，又像是深秋。使人既满怀着欣然的希望，又夹缠着无端的哀愁。我在市医院那间玻璃破碎、四面透风的产科候诊室里席地而坐。地上到处是一滩滩呕吐物和垃圾。墙上也污秽不堪，涂着一缕缕令人可怖的血迹；卫生宣传画多半是残缺破损的，仅剩ທ下一张完整的人体解剖图也似乎弥漫着一种不祥的气氛。走廊上不时传来临产妇的呻吟和陪伴者的抚慰。这种絮叨的抚慰却更使人慌乱。候诊室里坐着的多数是男人和老太太，虽然都默默无语，脸上却表现出一种茫然的、不知所措的神情。他们每人（当然也包括我）身边都放着大大小小的提包和装满食品的网袋。那模样，不像在迎接一个新า的生命的诞生，倒像准备去做一次艰难的长途旅行。
请别以为我说的是中ณ国和中国作家的前景。由于中国现实的多变，因而就使力图表现当代中国现实的作品有了厚重感；由于当代中国现实的多变而造成了这一代中国作家自身的复杂，因而使我们的作品无不具有多重性和多义性。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本身就是个谜，包括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这足够后人去解析的。我们中国并不缺乏分量很重的作品，因为ฦ恰恰是具有以上所说的条件，使中国当代作家最适于表现人类本性中ณ固有的二元化品质和自我矛盾。如果朋友们有兴趣，不妨翻一翻在当代中国享有声誉或是引起争论的文学作品，你就会发现你的手捧不动那么多幻想、忧虑、苦恼和欢欣。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哈尔滨的白实来信中的话结束这篇前言，我并不是以读者的赞扬为荣，实在是我从她的话里感觉到เ了我自己的价值。
从历史上看，中国老百姓一贯具有尊重赋税，按时纳粮的好传统。民间谚语早有“谁当皇上给谁纳粮”“缴了田赋，皇帝老儿也管不着”这些话。说明中国老百姓自古就认识纳税交赋是每个臣民的义务；土农工商，皆把纳税交赋放在支出中的首位，纳税交赋之后，便取得了自由。然而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乱了套。首先是在根本上降低了中国人民的道德素า质和义务、信誉等等观念。如果说，我所办的四个公司目前有点问题的话，那全部是出在我太相信人，对方及我曾经用过的人毫无义务和信誉观念造成的。
但我并不是一个悲观主ว义者。请你读一读汤因比和池田à大作的对话《展望二十一世纪》。这两位学者把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不是没有道理的。中ณ国文化中的确包含有发展智慧的方法，就看你是不是能ม去发现它。一个小说作者，对技马的钻研远远不如提高自己的智慧重要。
1986。1้2。20。
没有树就没有人类，没有树就没有人的智慧。人和人的智慧都是在树林里产生和发展的。
工作人员对我们很友好、很客气，显然不会是有意使我们尴尬而放上这本书的。他可能ม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姚文元已经被我们打倒了，关进了监狱，也可能是照西方的习惯，认为ฦ人虽然犯了法，著作还可以保存下来。我们本想告诉他，姚文元这个ฐ文痞写的东西都毫无学术价值，不过是许多条打人的棍子，但转而一想，恐怕我们跟他说上一天，他也不会明白中国当时的政治背景，也只好作罢，放就让它放着去吧。也许它在将来还有点史料é的价值。
接下来谈谈我的经商吧。
1้992๐年小平南巡后，全国掀起了办三产的热操。宁夏文联也不例外，我是宁夏文联主席，文联没有钱，想把一座大楼押给银行，可这座大楼是国家的财产。那ว怎么เ办呢？我作为主席，又是宁夏文联的法定代表人，我想创办企业，那我只好拿自己在海ร外的译作来抵押。他们给我付了版税，外汇存单拿到银行去抵押，这就是资金的来源。
后来我们办了这个现在我所经营和管理的镇北堡华夏西部影视城。1้994๒年，党中央又有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都要和第三产业脱钩的文件。我脱钩๗后就成了民间企业家。这正是我非常困难的时候，一个ฐ实体刚刚开始起步是不会有利润的，全部的债务都压在我身上，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全力以赴要去办企业的原因。如果我不办企业的话，我就破产了。因为我所有的存款都押在银行。为ฦ了还贷款，我花了大量精力在做生意上面。
当时这个公司号称有93万资产，但是资金没有全部到位，只有7๕8万，我占了其中ณ50่万，拥有绝对控股权。经过苦心经营，很快影视城就发展起来了，到了199๗5年，已经还清全部贷款，开始赢利ำ。
说起来，发现这个ฐ城堡是很偶然的，1้961年的冬天，我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从宁夏贺兰县的一个农场释放出来，转入银川附近的南梁农场当工人。当时，我已经有了一定的自由，可以去赶集去买盐。同事告诉我说附近有个集市在镇北堡。我就去那里买盐。我看见这个城堡的时候，它周围是一片荒野，没有任何建筑物，一棵大树都没有。一片荒滩上突然耸立这么两个古堡的废墟，在早上的太阳照ั耀下，给人的感觉是从地底下生长出来的，给我一种非常大的震撼。
一进入这个镇北堡里面，居然熙熙攘攘的，还是个小集镇，我马上就联想起好莱坞拍中ณ东电影的场面。我觉得很有审美价值，后来我才知道它实际上是明代或清代建造的边防戍寨，后来我就把镇北堡写进了小说《绿化树》里。
再后来办企业，文联办企业总得和文化沾点边，我就想起了这个ฐ镇北堡。
这里的第一部ຖ电影是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摄影师是张艺谋。那时张艺谋默默无闻。我刚刚ธ平反，从劳改队里放出来。张军钊、张艺谋他们为了取景，一路找到宁夏来，找到เ了当地的文化机关，文化机关也不清楚有什么合适的地方แ，就来找我。我刚从农村回到城市，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就叫文联的人带他们去。
第二部电影是谢晋根据我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我就把谢晋给领来了，他一看特别满意，当时就决定在镇北堡拍戏。谢晋也非常欣赏镇北堡特殊的韵味，1้2年后的1993年，他又将我的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拍成电å影，又来到镇北堡。
镇北堡给张艺谋留下了强烈的印像，所以几年后，他拍《红高粱》的时候，又来了镇北堡。在《红高粱》杀青那天，将自己的一双胶鞋埋入镇北堡的土地下，并且发誓说，如果这部片子不能ม成功，他将永远不再走电å影这条路。《红高粱》在中ณ国上映后，不但获得多项大奖，而且也在西柏林影展上得奖，张艺谋就这样一炮红了。
后来吴天明准备拍我的《黑炮事件》，我把他也拉了过来，但是他最终没有拍，而是由黄建新拍了。滕文骥到镇北堡拍摄《黄河谣》，陈凯歌来这里拍摄《边走边唱》。一部部ຖ电影拍了出来，镇北堡也在电影界有了名气，在电影人圈内一个一个ฐ地传开来了。来拍电影的人就更多了。
有人问我，你能够在小说里对《资本论》分析得头头是道，所以经营对你不是问题。
我觉得，经营管理不成问题，我学《资本论》必须ี要搞清楚这点。我在当“右派”的2๐2年中熟读了《资本论》，它无形中练就了我具有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处事态度，使我往往有一点前瞻性。《资本论》在今天已经不是一部时尚读物，可是我要说，它仍然是一部ຖ能够指导我们怎样建设市场经济的必读书。我“下海”后便自觉地尽可能按照这部书里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在“知识产权”的概念在中国还不广为人知的时候，我要恢复在镇北堡西部影城拍摄的著名影片的场景，将它们转化为ฦ旅游商品之前，就主ว动付给影片场景设计者一笔不小的费用，以取得利用它们的权利。设计者那时还很惊异甚至不敢接收，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拥有一种叫“知识产权”的东西。如果今天要我支付知识产权费，我将花数十倍上百倍的费用。
另外，首先必须要建立一种公正的雇佣劳动关系，是在市场经济下运行的劳资关系。我对我手下的员工ื首先是把他们当作平等的人看待，给予适当的报酬，现在我已๐经给他们同行业在银川最高的工ื资。我把这叫做分享，而不是剥削。
以前向剧ຕ组收钱就很少，现在剧组来拍戏是不交钱的，以此吸引剧组。我和他们签约时就说好，他们在这儿拍戏，我会维持好秩序，但必须允许游客参观。因此，即便在冬天甚至大年三十拍戏也会有游客。
电影电视拍摄后留下的场景道具还可以迅速转化为旅游。我的小说《青春期》里有一段话，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也说过：“要在市场取得个ฐ人的巨เ大成功，必须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剧组需要什么，游客要求什么，我们都必须ี做到，这是成功的保证。现在我为剧组提供水、电、群众演员、道具原材料，基本上是成本价，这么低廉的价格是全国所没有的。即使以后不拍戏了，我仍有足够的景观和影视娱乐资源可以让游客过一把明星瘾。
这样的城堡当时在西北部共建了5๓00多处，现存200่多处。宁夏还有比这更完整的城堡，但是它们都默默无闻。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以后，我向剧ຕ组收场租费的50%要交给当地的文管部门。随着影城的名气越来越大，我们的门票也是越来越高，从5๓块涨到现在的40块。
在我十几年的经营里，困难不是来自于经营，而是其他运作过程中与各方面人打交道的原因。我通常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写小说我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让许灵钧和李秀芝结婚他们就结婚，让章永磷和马樱花最后没有结婚就没有结婚，他们就不会在一起，是由我来决定主ว人公的命运。而经商呢？往往是你的命运、你的行为、事情的结果是由别人来操纵。所以你必须在别人操纵的时候要学会反操纵。靠什么เ呢，靠法律和勇敢。还有政府上的支持，银川ษ和宁夏的领ๆ导对我还比较关照。
相对权力来说，其他问题比较容易解决。现在最麻烦的是土地问题，没人能想象我今年才拿到土地承包使用权，都11年了，都已经成了一个中外知名的影视城了。以前按照政府的文件，土地是属于一个农场的，农场以土地入股，是我的一个大股东。但是里面实际居住的是牧民，按照文物承保来说它又是属于文管局的，三家在扯皮，我一个使用者要伺候三个主人，你说累็不累็？对农场来说，它已๐经不可能回去种树了。而文物单位也看到，靠这个影视城，它所谓的文物才能很好地保存。
现在我跟三个单位都还在周旋，但下面的问题解决就可以了：第一，承包的问题。我向农场承包到2043๑年，每年交土地使用费50元／亩，国有企业是没有这一项的。第二，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有新文件，文物保护单位不能向被保护单位收费，但我逢年过节会感谢他们的支持。第三，搬走的牧民是给一些公益性捐助，只要我活着我就会一直给他们。我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和生产条件，他们原来的房子都要快倒了，我给他们造了房子、打了水井、通了电。一年还要给这22户几万块钱，公益性的，不是每户，所有都交给队长。
市场经济是分割经济，给他一点利益不就行了吗？最后就周旋过去了。所以在中国搞民营只能ม曲线前进。
有人问，从以前的文人到เ现在的商人，你喜欢哪种活法？
我认为，经商让我的生活充实了很多，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最好的深入市场经济方式莫过于创น办经营一个企业，这让我对于社会体制改革了解得更深刻，比做专业作家的时候接触社会更密切，对我的写作很有帮助。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再写东西就是写影视城、写商业，而是通过这个对人生感悟越来越多，让小说的细节丰富。我的书不会变成写市场经济大操，仍然会是写体验人生命运感的故事。这样比我整天什么เ都不干只坐在书斋里更感性。
可以这样说，写作、办企业都是我的副业，正业是我这一生的经历。我给附近的农民提供5๓万至8万个ฐ就业机会，影城有上千人靠我吃饭。我当作家时，不可能ม有50万人都看过我的作品，但现在每年却会有50万人来看我的镇北堡西部影城。
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我感觉上天对我不薄，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千千万万人死掉了，千千万万个活下来的人中，也没几个ฐ达到了我今天的成就，这些都是上天对我的眷顾。
现在，我觉得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我比一般的人拥有更多的丰富的人生感受和经历。我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说。我曾经在小说里写过，我感谢命运或者是上帝给了我这么一个丰富的人生经历，我死而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