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軏的正面是一个宽脸、立耳、圆睛高突、大口张开的兽头。尽管兽头的艺术化处理十分严重，但仍然可以确认为虎头。虎头额头束冠，冠上饰云气纹，从而强调了虎的神性。虎头后伏着一个人，宽脸、大耳、平头顶，阔口作微笑状，二目直视前方。人的上身赤裸，有纹身，下身着窄边短裤，腰束十分讲究的宽带，梳理过的长后披成束，背部纹身有两只相背回的小鹿，鹿的双角分枝，形象十分生动。从这些装束可以看出，他显然不是奴隶，而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巫师。由于当时盛行以动物为通天助手的原始宗教观念，巫师不仅在巫术中大量使用动物，而且还在身上纹刻动物形象以增加神性。这位巫师的双腿作蹲踞状，这显然是乘骑的动作；双手扶着兽耳，这个动作与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中巫师双手扶兽睛两侧的动作如出一辙。古人将车軏饰制成这种形象不是偶然的。将自己乘兽力车前行比作乘神兽前行，不仅反映了乘车人的宗教心理，也给乘车人在世间的活动增添了神性的光环。综观上古车饰，多呈龙、虎、鹿、羊、怪兽形象，其含义莫不与此相同
单就这一件“龙镯”来说，这种描述和分析是无可厚非的。但这种似乎是牛、鹿、猪形象综合而成的“龙”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原型究竟是什么？其实，如果我们孤立地看这类“龙”浮雕，确实很像是一个完整的动物头部；但是当我们将它放入良渚文化玉器纹饰的展演变历程中去进行对比研究，就会现这所谓的龙实际上是良渚文化中ณ典型纹饰“神人兽面纹”的简化变形。（插图）
在红山文化中ณ，猪纹的含义并非只是求雨。回到当时的文化背景中去，我们现，红山文化中ณ关于原始宗教的遗存极多。198๖3年-198๖5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的山梁上现了属于红山文化的圆形和方形两处祭坛遗址，并出土了陶塑女性裸体像。塑像腹部隆起，具孕妇特征，很可能属于生殖女神。8๖9在距东山嘴祭坛3o公里的牛河梁山梁顶，考古工作者又现了一座女神庙遗址。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女性裸体塑像的残破部ຖ件，其中包括分属不同年龄女性人体的6๔组r房。据研究：“这是一个围绕主神、众神并列的多室布局的神殿址。神殿中以各种动物塑像为陪衬，陈设造型考究的祭器。”9o“动物塑像中，目前可辩明被神化了的动物形象有猪龙和禽。”91这里所说的“猪龙”即指辽河流域原龙纹一类的泥塑。这些动物塑像在神庙中作为ฦ女神的陪衬，显然是神的助手，是处于神人之间的负责沟通天地的神物。女神庙的四周环绕着无数的积石冢，每座积石冢中又有无数的墓葬。每座积石冢中都有一个中ณ心大墓，墓主人均为ฦ男性。从位置和随葬品上看，他们应属凌驾于社会一般成员之ใ上的拥有特殊权力和地位的领一类人物，而这类人物在当时都兼有巫师身份。大墓的随葬品有包括玉雕“猪龙”等大件的精美玉器，这些玉器当与祭祀เ巫术活动有关。在一座中心大墓中ณ，两条玉雕“猪龙”被置于墓主人尸身的胸ถ部，“背靠背、吻部向外”。92远古先民认为ฦ人的灵魂生于心，在胸部放置玉“猪龙”，很可能是希望它能够引导死者灵魂升天
这些出现在渭水流域的原龙纹在表时及后来的一些研究文章中多被称为“人面鲵鱼纹”或“蜥蜴纹”。鲵鱼，俗称娃ใ娃鱼，头面、四肢及叫声似小儿，通常生活在河流沟溪的水流急、水质清澈的地方แ。在今天的甘肃东部地区，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种珍稀的动物。但近年来，有很多诸多著述都认为这一纹像应当是龙纹。有台湾学者说，“目前追溯商周二足神龙纹的来源，以甘肃武山出土的一件马家窑文化彩陶瓶上的龙纹为最早。虽然大6的出土报告和后来的图录都称为‘蜥蜴纹’，其实这是没有细察的关系。……这形象明显是人面蛇身二肢的神话动物，绝对不能视为是四足的蜥蜴。”7o大6也有人认为这是“人蛇身，尾交上的原始‘伏羲’神形象”，而“旧ງ被误断为蜥蜴”。71还有人甚至认为：“实际上在整个石器时代中，除了下面这个陶瓶上的形象（指西坪遗址出土的原龙纹，作者注）外，我们再也找不到与龙更接近的形象了。”72
生这种错误的原因在于原有的龙的起源观。根据“龙”的形象，人们往往认为西水坡“龙”已距离其原型很远。其实，只要摆脱这一观念的影响，我们就不难现新的启示。比较墓主人西侧的虎形蚌塑，我们现，它虽然经过了艺术处理，但没有局部上的添加和大的变形，几乎完全是写实的。可以推测，蚌塑的作者在进行创作时，所持的态度基本是忠实于原型的现实主义的。如此早的年代，一边是完全写实的虎，另一边是完全虚构的龙，这是显然不合乎逻辑。根据对称原理，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条“龙”的形象也是写实的，即表现的是现实中存在的动物的形象。要知道，“龙”、虎由蚌壳铺摆堆砌而成，比起在玉石上雕刻๑、在陶器上绘画来，要容易一些，受原料、器物形制、装饰性能等方แ面的限制要小一些，更容易接近原型动物的真实形态。当然，由于先民对原型动物观察不仔细、或在塑造时进行艺术处理，摆塑出的形象产生失真，这也是有可能的。在这里，虎有四足，而“龙”只有前后两足，这是由于动物腹部ຖ贴地，从侧面看去的结果。这说明西水坡“龙”属于一种四足的爬行动物。一些古脊椎动物学家认为，已知动物中（包括早ຉ已绝灭的恐龙类）与西水坡“龙”相近的只有鳄。54根据测量，人们现，“蚌龙”身体各部分的比例关系与鳄类身体的比例关系基本一致。此外，蚌龙眼眶和鼻端向上突起，这也与鳄类适应水面生活所进化成的特征相符。55山中ณ的虎与水中的鳄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都属于最凶猛、有力的动物，二者正好是一对，都符合先民的猛兽崇拜观念。由此，我们可以确信，所谓的西水坡“龙”其实完全是鳄的形象，只是先民在用蚌壳摆塑来表现鳄时，似乎有意无意地进行了一些变形处理而已。与“鸟与鱼”是“凤与龙”的前身一样，“鳄与虎”正是后世“龙与虎”的前身。然而鳄纹终究还不是世间所没有的龙，它还处在原龙纹阶段
其实，这种“鸟衔鱼纹”在新石器时代及后期文化中ณ并不罕见。时代较北岭遗址稍晚的河南临汝阎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有彩陶瓮棺，其上也有与此类似的鱼鸟图像。（图5）其中鸟作体型硕大的白色鹳形，双脚直立，略向后仰，鸟喙与鱼吻相接；鱼作白色鲢鱼形，鱼体僵直、全无动态；鸟鱼旁้竖立着一把巨大的石斧。39考古工ื作者将这组纹像称为ฦ“鹳鱼石斧ร图”。4๒o虽然“北岭的陶壶比阎村的陶缸要早好几百年，而且还有地域的不同，它们之ใ间是否有联系，尚待今后研究，”不过在研究者看来，它们反映的“史前艺术家创作时遵循的思想意识是相同的，使用的艺术语言也是相近的。”41้我们可以尝试从对“鹳鱼石斧图”的解读中，找到解释“水鸟啄鱼纹”的道路
龙食于清，游于清，龟食于清，游于浊；鱼食于浊，游于浊。
尽管两类字形的差异较大，但它们都明显地呈现动物的形态。其共有的特点是：（1）长身而曲；（2๐）巨头大口；（3）绝大多数有角，角的形状多样；（4๒）足或有或无。我们将甲骨文中的龙字与商代流传下来的玉龙作一番๘对照，可以现，二者是一致的。15
“充任龙的模特儿之一的马，最初ม不是一般的6马，而是河马。……河马不仅把自己้的部份形体贡献给了龙，而且把自己的部分性能ม善于御水，也贡献给了龙。”⑤
汾河流域原龙纹被考古界称为“蟠龙纹”，照ั此说法，这当是迄今在中原地区所见的最早的“蟠龙”图像。1o9蟠龙纹是商代重要纹饰之一，汾河流域原龙纹主要形态结构与商代蟠龙纹几无二致，二者的渊源关系无可置疑。关于汾河流域原龙纹的原型，有学者认为ฦ是鳄：“陶寺龙的头部似鳄，龙身的遍体鳞甲与对称成行的鳄甲也相似。”11o乍看上去，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陶寺先民对鳄太熟悉了。在陶寺大墓中，与“蟠龙”盘同时出土的就有鼍鼓。“鼓皮已朽，但骨腔内常见散落的鳄鱼骨板，数枚至数十枚不等。由此可证，原以鳄皮蒙鼓，即文献中记载的鼍鼓无疑。”111可见鳄是陶寺先民捕杀的对象之一。然而，汾河原龙纹是艺术加工ื痕迹很重的图像，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个ฐ纹样，显然已无法直呼其为哪种动物了”，1้12陶寺先民在创作它时，使它带有一些鳄的特征是不足为怪的。但是，汾河“蟠龙”的头、颈、体、尾全无明显界限，身体长而蟠曲，无足，形态特征与鳄截然不同，它的原型显然是自然界中的蛇。
汾河流域原龙纹所在的墓葬，是陶寺遗址墓葬区中屈指可数的大型墓之ใ一。它的圹穴很大，有木棺盛放尸体，棺内撒有朱砂。墓中与原龙纹彩陶盘同时出土的还有成套的石器（斧、锛、镞、钺、刀等）、玉器（琮、瑗、钺、刀、环等）、彩绘漆器（案、俎、豆、匣、仓形器等）以及鼍鼓、特磬等乐器。这些物品大多不是实用之物，而是用于祭祀เ、巫术活动的礼乐่器。比如鼍鼓，直到เ殷周时期还是重大祭祀仪式中使用的乐器，《诗经》中“鼍鼓逢逢”的诗句描写的就是这种场面。在这些礼器中，最有特色的是仓形器，用木挖成，外面看上去如同蘑菇，又与现今的圆形大顶ะ粮仓十分类似，故而被称为“仓形器”。然而蘑菇帽下的圆柱却是从三面挖空的，根本就装不了粮食。该器出土时，上面置有猪腿骨，显然这是一种礼器。田à昌五先生认为：“它可能是用来祭天的。如然，这种东西就是最古的天坛或其象形了。”113以此推衍，大墓随葬的繁缛的礼乐器的作用也同样是祭祀。那么，绘有原龙纹的彩陶盘，也应当是用来祭祀的。至于原龙纹彩陶盘中的图像，研究者田à昌五先生认为：“这使人联想到帝ຓ尧的形象。如《帝尧碑》云：‘有神龙出于常羊，庆都交之ใ，生伊尧，不与凡等，龙颜日角，眉八彩。’彩绘陶龙盘是一种祭器，祭祀เ的应是陶唐氏之ใ神龙或即帝尧。”1้1้4他把这里的原龙纹当作对神龙或者帝ຓ尧的祭祀，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实际上却站不住脚。因为在陶寺大墓中，鳄被剥皮制成祭祀用的鼓，蛇口衔农作物（或有它说）的纹饰出现在盛放祭品的陶盘里，似乎它们都不可能是被祭祀เ的对象，祭祀对象应该是更高的神。更为可能的是，盘中ณ的蛇纹是以沟通天地的使者身份出现的。鳄、蛇同属水中的畏ั惧型动物，同墓出土的彩陶壶上则绘有水纹，看来陶寺居民很可能ม认为水及水中猛兽具有一定的神性，故以鳄传声、以蛇负物上达天庭，向天表达人类的祈望。（插图透雕龙形玉佩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