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令虽然比不上太子太师、太子太傅或太子太保，晁错对后来的景帝影响却很大。此公“学贯儒法”口才又好，经常在太子面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太子便对他“有点崇拜”（以其善辩得幸太子），太子的家人也都称他为“智囊”“智囊”这个词，最早是用在秦惠王的弟弟樗里子的身上（樗音初）。樗里子这个人，大约是足智多谋的，故“秦人号曰智囊”并有“力则任鄙，智则樗里”的谚语。可见“智囊”是一个很高的评价（颜师古的解释是“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显然，晁错也是个有才华的人。
这里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但是这有风险。因为ฦ没有哪个藩王是愿意被“削”的。人家到เ嘴的肥肉，你生生地夺了去，就连阿猫阿狗都不会愿意，何况凤子龙孙财大气粗的藩王？那不逼得他们狗急跳墙才怪！所以景帝和群臣都很担心，我们削藩，他们会不会造反？晁错却不以为然。晁错说：“今削之ใ亦反，不削之ใ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也就是说，削藩，他们造反；不削藩，他们也会造反。现在削藩，他们马上就反，但是为害尚小。暂不削藩，他们反得迟一些，但是后患无穷。因为那时他们已๐羽翼丰满，存心造反，你可怎么收拾？所以得“先下手为强”
七国兴乱，朝野震惊，舆论哗然。景帝君臣一面调兵遣将，一面商量对策。这时，一个名叫袁盎的人就给景帝出了个主意。袁盎说，吴楚两ä国，其实是没有能力造反的。他们财大气粗不假，人多势众也不假，但他们高价收买的，不过是一些见利忘义的亡命之ใ徒，哪里成得了气候？之所以贸然造反，只因为晁错怂恿陛下削藩。因此，只要杀了晁错，退还削去的领地，兵不血刃就能平定叛乱ກ。袁盎是做过吴国丞相的，说话的分量就比较重一点。何况这时景帝大约也方แ寸已乱，听了袁盎的建议，就起了丢卒保车的心思。
的确，历史总是让人惦记，也不能不让人惦记。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只能ม“在直接碰到的、既ຂ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进行创造。这样一来，谁对历史了解得更为深刻๑和透彻，谁就更可能成功。相反，如果仅仅把思想和眼光局限于现在，那他恐怕就连现在也把握不了。国家如此，个ฐ人亦然。实际上，伟大的时代必定具有历史感，伟大的人物也必定具有历史感。只有平庸的时代才鼠目寸光，也只有那些平庸之辈才会对历史不屑一顾。何况历史本身就是一部连台大戏，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有动作，有悬念，有高xdx操，充满戏剧性，岂能ม不让人兴趣盎然？
申ã屠嘉也从不拍马屁，反倒疾恶如仇。汉文帝ຓ有个“幸臣”叫邓通。这家伙是个ฐ小人，也是恃宠骄人（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ฑ通，宦者则赵同）。申屠嘉ล却不吃这一套，逮住把柄就问罪，邓通把头磕破了也不顶用，最后还是皇帝出面赔礼道歉说好话，才算了事。这事让申屠嘉ล在朝廷享有崇高威望。所以，申屠嘉憎恶晁错，就等于一大批正人君子都憎恶晁错。晁错得罪了申屠嘉，则等于得罪了一大批好人。
那么，为什么เ那么多人和晁错搞不来呢？除了“道不同，不相与谋”外，性格也是一个原因。晁错的性格是不好的，《史记》、《汉书》都说晁错为人“峭直刻深”什么เ叫“峭直刻深”？峭，就是严å厉；直，就是刚ธ直；刻，就是苛刻๑；深，就是心狠。这可不是讨人喜欢的性格。不难想象，晁错在朝廷上一定是咄咄逼人，逮住了理就不依不饶的。
晁错的性格中ณ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执著。他是那种认准了一条道儿跑到黑、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为ฦ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他可以不顾一切，包括自己้的身家性命。汉景帝二年八月，晁错由内史晋升御史大夫，极力推行削藩政策，引起舆论哗然。晁父特地从颍川赶来，问他：皇上刚刚ธ即位，大人为政用事，就侵削诸侯，离间人家骨肉，究竟是为ฦ什么เ？晁错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晁错的父亲说，他们刘家倒是安全安稳，我们晁家可就危险了（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我走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也就是服毒自杀了。
这当然证明了晁错的忠心耿耿，但同时也证明了他的执著。执著好不好？做一个学问家，执著是好的。做政治家，执著就不好，而且是大忌。政治家需要审时度势，见机行事，该坚持时坚持，该妥协时妥协，坚持而不失灵活，妥协而不失原则。晁错显然缺乏这种品质。
晁错是那种为ฦ了理想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人。这样的人，往往受人崇敬，但也往往误人大事。也就是说，这种人只有“美学意义”没有“现实意义”；作为人物十分好看，担任朝廷大臣就很可能误国误民。因为他的头脑中，只有“该不该做”没有“能不能做”而后者却恰恰是政治家必须考虑的。政治家不但要考虑“能不能做”还要考虑是“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汉文帝就懂得这个道理。晁错向文帝上书，说“狂夫之言，而明主ว择焉”文帝回答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也就是说，作为建议，没有什么เ狂妄不狂妄的；作为决策，却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因此应该道理归道理，事情归事情，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不能ม混为一谈。
同样，像晁错这样的书呆子，也只能让他发议论，出主意，不能ม让他办实事，掌实权。文章写得好的，事情不一定做得好；调子唱得高的，手段不一定高。高瞻远瞩的人，可能看不清细节；深谋远虑的人，可能看不见眼前。所谓“知人善任”就是要把策划与执行、设计与操作区分开来，让他们各就各位。汉文帝欣赏晁错，却不委以重任授以实权，除晁错资历尚浅外，恐怕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可惜汉景帝没有乃ี父那ว种政治家眼光，而晁错要做的又是一件非常的大事，这就惹出了天大的麻烦。
晁错极力主张要做的事情，用苏东坡的话说，是最难做的。苏东坡在《晁错论》这篇文章中，一开始就讲了这个道理。他说，一个ฐ国家一个王朝，最难对付的患难，是表面上看天下太平，实际上潜伏着危机，而且难以预ไ测（天下之ใ患，最不可为者，名为ฦ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ใ忧）。这是非常难办的。为什么เ呢？因为ฦ坐观其变，静待其时，解决问题的条件虽然更成熟，就怕那ว时政治已彻底糜烂，局面已不可收拾（则恐至于不可救）；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强行着手消除隐患，则ท承平日久，天下无事，谁又相信我们说的危机呢（起而强为ฦ之ใ，则天下狃于治平之ใ安而不吾信）？这就两难。这个时候，只有那些“仁人君子豪杰之士”才能挺身而出“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绝非那ว些只想一蹴而就、暴得大名的人所能担当（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要知道，在大家都认为天下太平一片祥和的情况下，无缘无故地挑起一场风波（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是要担极大的风险，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除非你能收放自如，还能ม对天下人有个交代（吾发之ใ，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否则，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
削藩，恰恰就是苏东坡说的这种事；晁错，却不是苏东坡肯定的人。也就是说，削藩其事是其事（决定削藩是对的），晁错其人非其人（起用晁错是错的）。汉景帝用晁错来主持削藩之事，恐怕确实是一个性的错误。
晁错，怎么เ就不是适当人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