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神宗承继大统之前，王安石确实更愿意做地方官。他考中ณ进士以后，曾分配到เ淮南当判官。照规矩，任期期满后，可以通过提交论文的方式，在京师谋一个体面的官职（许献文求试馆职）。王安石却不这样做（安石独否），又调任鄞县当县长。在鄞县任上，他“起堤堰，决陂塘，为ฦ水陆之利”实实在在地为民办事。更重要的是，他还“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า陈相易，邑人便之”这其实就是他后来变法的预演了。这样一来，当改革变法时机成熟时，王安石就已๐经有了足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准备。
不过话又说回来，宋神宗的变法，倒也不是自寻烦恼，无事生非，为政绩而政绩。变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有远见卓识的。我们知道，一个成熟的王朝，如果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那就几乎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历代王朝实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权的帝ຓ国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成员普遍贫穷落后的基础之ใ上的。正因为普遍贫穷落后，这才不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朝廷）或权力象征（皇帝）。一旦富裕起来，强盛起来，或贫富拉开差ๆ距，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国（突破规模），麻烦也就接踵而至。《宋史·食货志》说：“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ใ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也就是说，和平安定的时间长了，人口就会大幅度增长，开支也会大幅度增长。一是军队越来越庞大，二是官场越来越臃肿，三是宗教越来越兴盛，这些都要增加费用。何况富裕ษ起来以后，要求也不同于前。不但官员的排场越来越大，就连民众的生活也渐渐奢侈，财政岂能不成问题？
忠心耿耿也如此。忠心耿耿是优点，但往往同时也是缺点。因为忠心耿耿的人往往固执己见。他们总以为既ຂ然自己是“忠”则别ี人（持不同政见者）一定是“奸”；既然自己是“一心为公”则别人（持不同政见者）一定是“一心为私”这又哪里听得进不同意见？如果不能ม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又岂能做出的正确判ศ断和决策？结果是，一旦他们做出某种决定，便一定自以为ฦ是，而且一意孤行。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决定是为公的，不是为私的。处以公心，就无所畏惧。无私者无畏嘛！
申屠嘉也从不拍马屁，反倒疾恶如仇。汉文帝ຓ有个“幸臣”叫邓通。这家伙是个小人，也是恃宠骄人（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ท邓ฑ通，宦者则赵同）。申屠嘉却不吃这一套，逮住把柄就问罪，邓通把头磕破了也不顶用，最后还是皇帝ຓ出面赔礼道歉说好话，才算了事。这事让申屠嘉ล在朝廷享有崇高威望。所以，申屠嘉憎恶晁错，就等于一大批正人君子都憎恶晁错。晁错得罪了申屠嘉ล，则等于得罪了一大批好人。
就说“言守边备塞”所谓“守边”当时指防御匈奴。作为北方แ的游牧民族，匈奴一向是“中ณ国”的大患。用晁错的话说，就是“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ำ，大入则ท大利”这实在让人恼火。所以晁错也主张对匈奴用兵，还比较了匈奴与“中国”的长短优劣，得出“匈奴之长技三，中ณ国之长技五”的结论。这里要说明一下，就是当时所谓“中国”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当时的“中ณ国”是“中央之国”的意思。古人认为，天下五方แ，东西南北中。中ณ央居住华夏民族，四方居住其他民族。其中，住在东方的叫做“夷”住在南方的叫做“蛮”住在西方的叫做“戎”住在北方的叫做“狄”华夏民族既然住在中央，当然是“中国”“中国”之“长技”既然多于匈奴，当然可以战而胜之ใ。因此，晁错主张，用“以一击十之术”“兴数十万之ใ众，以诛数万之匈奴”
汉景帝给儒道两家的争论和了稀泥，窦太后就没有那ว么好说话了。窦太后把辕固叫了去，要他读《老子》。辕固撇了撇嘴吧说，这是家奴童仆之书。窦太后勃然大怒，要辕固到角斗场和野猪搏斗，多亏景帝ຓ挑了把好刀给他，这才死里逃生。我们知道，景帝一朝，窦太后也是当家人，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很大。她老人家态度如此，大家自然也都是信奉道家的。
这当然也不是一点依据都没有。比如前面提到的邓公，就说过“吴王为反数十年矣”的话。吴王自己，也说他“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但这也只是一说，而且都是事后说的。事实上，吴王造反，事前并无证据。“七国之乱”平定后，政府军在他们那里也没找到什么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反，《史记》、《汉书》都说“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ะ事”或者“吴王恐削地无已，因欲发谋举ะ事”即都认为ฦ吴王的造反是削藩逼出来的，也可以说是“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至于晁错弹劾楚王和胶西王的那ว些事，比如楚王在太后丧期乱搞女人，胶ด西王卖了官爵，也都不能说是“罪大恶极”当然，晁错是御史大夫（副总理兼监察部长），弹劾这些诸侯是他分内的工作。但如果以此作为削藩的理由，那就是找岔子了。
事实证明，袁盎的这个主意并不灵。晁错被杀以后，七国并未退兵，作为汉使的袁盎反倒被吴王扣了起来。袁盎给汉景帝出了诛杀晁错的主意后，被任命为“太常”（主ว管宗庙礼仪和教育的部长），出使吴国。袁盎满心以为吴王的目的既已达到，应该见好就收的。谁知道吴王的胃口已经吊起来了，根本不把袁盎和朝廷放在眼里，不但连面都不见，还丢下一句话：要么เ投降，要么去死。这下子袁盎可就哑吧吃黄连了。虽然后来他总算从吴营中逃了出来，却也从此背上了一个恶名：挑拨离间，公报私仇，谗言误国，冤杀功臣。
最常规的是“正说”比如《三国志》和《大唐西域记》；最流行的是“戏说”比如《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三国演义》是“戏说”吗？是。因为它不但“演义”（发挥），而且“演变”（篡改）。就算它态度严肃，不是“戏说”也有歪曲编造成分，是“正说”加“歪说”甚至“胡说”不过《三国演义》还只是“走调”《西游记》就“离谱”只好称之为“大话”我们现在都知道《大话西游》“大话”了《西游记》，很少有人想到《西游记》才是“大话”的祖宗！但《西游记》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谁都知道那是神话。《三国演义แ》就不一样了，很多人把它当作历史来看，甚至以为那就是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国演义》是不叫《大话三国》的《大话三国》。
前面说过，司马光他们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过和王安石相比，他们更看重效果而已。实际上北宋时期的旧党和晚清时期的徐桐、刚毅之流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是真正的腐朽愚昧，前者却是明白人。正因为ฦ是明白人，就不能ม只图一时痛快，不考虑实际效果。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帝国和王朝的弊病，司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彻。这是他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原因所在。不要以为ฦ变法就好。有好的变法，有不好的变法。前者催生国富民强，后者导致国破家亡。而一种改革究竟是好是坏，也不能ม只看动机，得看效果。
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实在是不佳，甚至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新า法的本意，是民富国强，结果却是民怨沸腾，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就连一个被王安石奖掖提拔的看守城门的小官郑侠，也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郑侠同时还附了一道奏疏，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ฦ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忍无可忍。因此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ใ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而且郑侠还赌咒发誓，说如果废除新า法之后十日之内不下雨，请将臣斩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这一事件让神宗大为ฦ震惊。据说他观图以后心如刀绞，一夜不眠，两ä宫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甚至声泪俱下地说“安石乱天下”这不能ม不让皇帝动心。毕竟，天下大旱ທ已整整十个月，难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于是下诏暂停青苗、免税、方田、保甲八项ำ新า法。诏下三日之后，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这当然未免太有戏剧性，因此只能视为ฦ家言，姑妄听之。但王安石变法的不得人心却是事实，最后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惨败也是必然。但这种结果，又实在未免太具悲剧ຕ性，不但宋神宗和王安石想不通，我们也想不通。
那么，事情为ฦ什么会是这样？难道他的新法真有问题？
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