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客气地说，尹平可说是我下一代的作家。这一代作家中，我已看出了不少大手笔的苗头。一次我还和李国文说，我非常羡慕这一代作家们。他们竟能从如今的街头小巷贩夫走卒中发现那么多动人的人际关系和内心世界，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我们不断ษ地在向过去索ิ取，而他们却真正地是在向现在索取。我们这一代人的非常经历，已经使我们很难探知今天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正常心理。我说的“正常”并不分什么善恶；因为ฦ我们常常以非常的善意、感伤与同情去理解和揣度人家的恶意，当然也有时用恶意错怪了人家。而只有他们，才能准确地把握当今的人的意向的“度”即“分寸”艺术，说到底，也不过是怎样把握分寸，因而，我常觉得，在我们的下一代作家中，如真实地、不抱任何功利目的地去描写当代生活，定会写出伟大作品的。
世浩é将军有艺术家的气质，酷爱书画，他自己师法近人于右任，醮墨挥毫，立就一幅今草。然横竖中虎虎生风，一撇一捺皆有横刀立马之威，又有别ี右任先生之体。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世浩将军虽任军职，却与文化人结不解之缘，书画家常为ฦ他家座上客，相互以丹青书法应酬，评点得失，意态挥洒，时时满屋生辉。日积月累，世浩将军竟收书法名画极夥，为变个人收藏为大众精神食粮，供同好者共同欣赏，世浩将军特选优择珍，编辑成集，付梓出版。
封建时代，孔老夫子定了一条原则：“学而优则仕”不知怎的，经过若干次革命，现在竟变成了“仕而优则不学”——当了官就可不用学习，或曰不用学也能当官；学，也仅限于红头文件的范围。在我所接触的“官友”里，宣文是我比较尊重的朋友之一，就因为他还是照着前面那ว个原则在做人做官的。他出生于浙江遂昌县的一个小山村，高中毕业时正逢“上山下岁”不得不来到偏僻的宁夏永宁县插队落户。种田、制砖、养猪、磨豆腐、拾大粪…干了十年，以后担任过生产队长、公社书记、县委书记、市委副书记等职，都一直没有放下书本。他可以说是个“学而优则仕”、“仕而优仍学”的人了。
中国通向化的路还很长、很长，石嘴山市的文友们要使全国读者都承认他们的路也很长、很长。我在看着，我在等着…
庚午冬十月张贤亮识
从小说艺术的没落，不由á得使我想到整个人类智慧的退化。这不是我们中国一国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苏联的小说家，哪怕是得过诺贝尔奖的也好，至今没有出现超过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家；美国历史短，且不去说他；英国当代的作者，我还没有看见一位比狄更斯和萨克雷更有才华，作品更具有经典性的；法国也同样，几位诺贝尔奖的获奖者的作品都不会比吧尔扎克、斯汤达、雨果、左拉、莫泊桑流传得久远；就拿童话来说吧，你举得出来有一个当代作家达到了（不说越过）安徒生或格林兄弟的水平么？我们自己，不举大家都熟ງ悉的《红楼梦》，就看短篇，有一篇在艺术上赶得上《在酒楼上》，在人物塑造上比阿q更具有典型性的么？
我觉得，南台的可贵之ใ处，是除了他行文的老实之处，内容也老老实实。不像有的作品那样，装出一副老实的面孔叫你入圈套。所谓内容的老实，大有讲究。它必须是在质朴的、传统的形式之中注入新的生命力的。注意，是“生命”力！这生命当然是他自己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的。于是，他的小说中处处就有他自己的视点和角度。因而也就有了一种批判的锋芒。看似传统，其实是反传统了。那些用传统的形式写传统的作品，之所以叫人上当，就在于内容里根本没有他自己，完全是他继承来的东西。看似不越雷池半步，实际上会让你一下子掉进泥淖里去。
这里我要趁这本书出版的机会谈谈我这样的一个观点。现在，有许多人认为给企业工厂写报告文学其实是“广告文学”以为是文学界的“堕落”“圈子”以外的人嗤之以鼻“圈子”里的人不屑动笔。我以为这是一种不能接受新事物的心理反映。文学家去给企业工厂写报告文学，替一些卓有成就的企业家厂长“树碑立传”和经济界中ณ的乡镇企业的兴起一样，也应看作是文学界中的一个新现象。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引入竞争机制以后，工厂企业的知名度就成了工厂企业生命力的一部分；哪个工ื厂企业知名度高，哪个厂家的活力便强。很多人不知道“广告”不仅刺激买方市场而且会刺激卖方市场，也就是说不仅会争取顾客而且会使厂家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广告”不仅仅是单向性的而是双向性的。所以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功莫大焉。西方世界每年用在广告上的钱达数百亿美元不是没有道理的，不是一种玩噱头的无谓消耗。试想“广告”就有这样大的作用，那么报告文学呢？找相信，如中ณ卫铁合金厂这样的厂家，林晓方แ这样的厂长，作家给他们写了报告文学后，他们只会更加努力奋进，而不会躺在这几篇作品上睡觉。荣誉，对绝大多数人起的毕竟是激奋作用。要不，国家就不会每年树立这么多劳模、开那么多次庆功会了。
查舜这部ຖ小说所描写的风土人情，我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我在这间铺着地毯、摆着现代音响设备的房间里只要一闭上眼睛，我的全身心，都能感觉得到黄土的气息和回族老乡们的音容笑貌。他写了他们的爱情，尤其是两户仇家的儿女的爱情以及人际关系，让人深思，给人启示。他写了他们在风云变幻的当代政治形势下的遭遇，着重写了他们在西部高原上艰苦奋争的事迹，这些都富有感。然而要是我来写，我就不会像他写的这样。我们两人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各自的感知方แ式。我认为，作为一个回民，他有比一个汉族作家对他本民族的老人、青年、妇女和姑娘们更为ฦ独到的观察与体味。这点在文学创作中很重要。读查舜的这部ຖ小说，会发现有种鲜明的色彩和格调。作品的语言、情节、人物以及他们的心理、气质，都带着他和他们的气息，洋溢着穆斯林特有的灵光和趣味。汉族作家对少数民族的观察，最初感受到的只不过是语言、服装、民俗习惯的信息，要深入到对象的心理素质，他必须花一番๘力气去探求。而查舜仿佛得来完全不费功夫，他仅仅需要在小说中表现出他自己。连缺陷也属于他特有的。
我们且不说外国人，先来看看我们这些“黄帝的子孙”
这样，访问算告结束，前后不过四十分钟。在外国，没有在办公室一聊就是半天的事情。我们告辞后，俞连斯登派了一位工作人员，领我们参观瑞典文学院。
商场里这生动的一幕，给了我灵感，我下一部《钱歌》，就以这一场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