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权发表文章以来，我一直没有想将“作家”当做一门职业，仅靠写小说安身立命。提起笔我便想参与社会活动，我是把写作当成社会活动的一种方式来对待。说是“主题先行”也好，说是“文以载道”也罢，我总是把我的作品能给人以什么这个问题放在首位。个人的作为ฦ和个人的作品相比，我重视前者。我不愿做一个ฐ除了会写写文章之外别无它能的人。今天看来，事实证明我这种生活态度或说是生存方式是对的。鲁迅在一九一九年即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任务倒好像越来越近切，可见得文学功能的微弱。大师数十大卷作品也止是在这个ฐ民族的皮肤播了一下，不管是政治排斥他或利ำ用他，其实他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无所补益。鲁迅要是现在看到中国人在日俄战争中被砍头的电影，大约也不会再以为文学即能救这个民族，还是医生有点实际的用处。我倒以为文学今天真正降落到了它应该待的那个位置，这就是汉武帝早就给规定了的“俳忧文学”听说张承志要告别文学，我猜想他并不完全是对当今“文学的堕落”表示激愤，也有一种整个文学的无力感。而我，我早已๐看惯了比“堕落”更堕落的人和事，面对作家见“意义”就躲、“纯文学”变成了高智商文字游戏的书摊，我丝毫没有激愤，我采取的方แ式是干脆宣布我所有的小说都是“政治小说”在人们的印象中尽量减弱它的文学性。
翻翻我写的东西：长篇、中ณ篇、短篇、散文、电影剧本和所谓的评论，我也常常会觉得这些文字不是出于我之手，而是一个ฐ别的什么人的作品。我不会写作。从拍了这张照片后我就没有长大。我没有躯体。我肉体感觉不到痛楚。我只是一大堆莫明其妙、杂乱无章、无可言状、瞬息即变的幻想、想象、印象、感觉…我感到的只是自己的感觉。我是一架发了疯的钢琴。总有一天，这架钢琴会因自己癫狂性的颤抖而散裂。于是声音也消เ失了，在空气中留不下任何痕迹。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还真没有碰到过一个“讨厌”的税务工作者，相反，我的四个公司如没有税务工作者的支持与理解，便不会有今天的平稳发展。就拿“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说吧。银川近郊的镇北堡，原是两座古堡的废墟，毫不引人注目，成了牧民的游牧点。经我介绍，被电影导演看上后，竟连续在这里摄制了十五部ຖ电影，《红高粱》、《黄河谣》还获得了国际大奖，也是中国电影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头次获得如此高级别的国际性电影奖。我们可以说，中国电影就是在镇北堡走向世界的。但电影拍完后，附近的老乡就把布景拆光，土坯木材拿回家去盖羊圈。当地林草试验场的场长袁进琳同志找到我，想跟我一同把古堡已经发挥的文化作用利用起来，他的目的是以旅游业带动一方经济，我也认为如果设计得当，则可提高宁夏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并让宁夏人参观后，能体会到人家电影导演在如此荒凉破旧的地方แ，都能ม化腐朽为神奇，搞出轰动世界的名堂，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从而加强宁夏人对家乡的热爱和建设家乡的信心。于是我们与农建委、宁夏日报社、宁夏律师事务所、银川晚报社、宁夏电视台等单位合作，很快地把镇北堡电影基地建设了起来。而这个ฐ项目，明显的是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间接经济效益又大于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严格说来，这应是宁夏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设施，就和公园、展览馆等相同。电影基地能够维持自己的各项开支，不需国家补贴就不错了。在试营业后我们立即就发现了这种特点。怎么เ办？公司的财务主任杜春林同志试着向税务部门打了个报告，说明了公司的性质与收入情况，要求免税。老实说，当时我并不抱多大希望。可没想到，税务部门马上就批准镇北堡电å影基地可以免税，还把已缴的税款退了回来。这大大出乎我意料之ใ外。
我希望，尹一平和下一代的作家们，要比我们更具有这种慈悲心。
成册之日，世浩将军嘱我作序。自忖才疏学浅，于书画更是外行，惶惶然久久不敢落笔。但感将军厚爱，恭敬不如从命，谨写下以上文字。现在正面临ภ所谓的“文化失落”中ณ华文化急待发扬光大。如和平时期的广大官兵，皆能续接中华尚武同时崇文之余绪，则中华文化幸甚！中国的文化人幸甚！
我五十多年来的一大半时间都生活在“凤城”及她的近郊。这是个很宁静很可爱很适合居家的小省首府城市，但并不是一个ฐ“识货”的城市。什么เ人算人才，如何把人才推举ะ到适合的岗位，小城的人似乎还没有一定之规，也并不十分关心。仿佛这里的人只有流出去才能ม成“才”留在此地的便是无才之辈。像宣文这样“学而优则ท仕”“仕而优仍学”的“仕”一般人是不会很重视的。这也是我很乐่意为这本书写序，向读者推荐的原因。
而近代和当代，却是讨论创作方法和创作思想最多最激烈最“富有成果”的时代。
1990。3。5。
至于说到“树碑立传”的问题，那更是“文革”余孽了。那ว时中国人似乎ๆ只有一个人有资格立传，却忘记了“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句常挂在嘴边的老话。想想，我们的先人有何等气魄。中国的二十四史其实就是大大小小的人物传记构成的宏篇巨制。我们的祖先不但为好人立传也为坏人立传，因为他们理解坏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创造了历史。何况，在今天，所谓的新时代不过是新人创造的，为ฦ这些新า人立传有什么可回避的呢？而且，现在的一篇报告文学又不是这些人的盖棺论定。
回族是一个与伊斯ั兰教有密切联系的民族。虽然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宗教，但正因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便不能回避宗教的存在，不能回避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文化在回族人民的心理素质的形成中ณ所起的重要作用。当汉族作家正流行着“寻根热”的时候，回族作家在他反映回族生活的作品中便不可能不描写伊斯兰教的影响。伊斯兰教，经过十几个世纪的传播，到现代已经成了回族的文化积淀与心理构成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观查舜的这部小说，我感到เ他在有关这方面的描写中，在自由驰骋的同时，还是极力把握所谓的“分寸”的。
但是，现在你还能在这一地区见到那么悦目爽心的景象吗？
这所图书馆似乎不对外，只供文学院内部人员使用。所收藏的书籍当然全是文学作品：、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等。我们看到，以法文本居多，其次是英文，再其次是西班牙文，真可谓汗牛充栋，从屋顶一直到地板，摆满了一排排书架，全都是烫金的精装本。
十月十八日，在爱荷华的全体华人学者、作家、留学生，又举行了一次文学讨论会，仍由华苓主持。被推到台前的有海峡三岸的中华儿女：台湾的陈映真、李昂、蒋勋、黄凡等，美国的李欧梵、郑愁予、曹又方、董鼎山等，大陆的有吴祖光、汪曾祺、古华、刘心武、张辛欣。讨论会的题目是“我为什么要写作”
因为开始讲话之前，华苓特意向全体到会者介绍了远道而来的陈映真的老父亲。他为了祝贺国际写作中心成立二十周年，感谢在陈映真最困难的时候得到华苓等在美国的文学界朋友的声援，千里迢迢来到爱荷华。陈映真的老父亲是我看到的慈祥的和具有风度的老人之一，当时的情景使我非常感动，所以我说了这样的话。
在这次讨论会上要我谈“我为ฦ什么要写作”我想从陈映真的父亲来看望陈映真和我们大家谈起。我很羡慕陈映真。他在最困难的时刻，在监狱里，他的父亲和家人仍然能够关心他，去探监。我在大陆曾经进过监狱，进过劳改营，也进过看守所。我唯一的亲人，我的母亲远在北京，靠替人编织毛线衣维持生活。她即使要关心我也没有能力。在寒冷的塞上，在平沙漠漠的大西北，身在监狱、劳改营和看守所里，我是多么希望有一个亲人来看望我一次。每一次听到เ号子外边传呼“某某某，你家里人来看你来了！”我都独自伤心落泪。我并不是想有谁来给我送什么เ东西，譬如食物和日用品。我只是想把我的感受，我的想法，我心里的话说给她听。“犯人”所受的折磨除了物质条件的困苦和失去自由外，最主要的就是孤独感。孤独感比物质的匮乏更令人沮丧ç。而消除孤独感的最好方法便是倾诉，向亲人倾诉。
我为什么要写作呢？我就是要向亲人倾诉我过去没有机会倾诉的感受、想法和心里话。但我后来又发现，我用笔倾诉出来的声音并不完全被大家所理解。这样，我的孤独感并没有因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而消除。
于是，我只有不断ษ地倾诉下去。
我想，以上三篇发表的和没有发表的讲话，连起来读，是能够做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台湾版的序的。
然而，我并不对被真正的理解抱多大的希望。也许，我终此一生，最后会发觉，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理解是不可能的。
重要的是自己只管倾诉…
1้987๕年11้月于宁夏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