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给阿桂的信写得很好，是谈写作《花园街》的契机的，并不是在洋洋大观地阐述《花园街》中的不尽之意。不错，一座建筑物的沿革，常会透露出曾居住在这座建筑物中ณ的人物的命运；几易其主的过程，则形成了一段，会引起后人的感叹。苏武的“楼ä成君已๐去，人事因多乖”辛弃疾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和“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不都是因建筑而启发出的一种命运感么？楼台依在，人事全非；但也有这样的情形：虽然人事全非，可是后住者还是在重复前一家屋主的命运。这里，人物变了，但情节相同，仍然是那出悲剧ຕ，此事也是常见的，比如，过去不有一座“十三号凶宅”么？然而，在我们现在，时代毕竟不同了，新的悲剧有着乐่观主义แ的背景和色调，最终会显现出一片令人鼓舞的曙光。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作家比古人幸运的地方。
年前，陕西的朋友来银川，邀我到西安这座名城观光，同时向西北文坛的老前辈们学习，与同行们交流创作经验。我非常高兴。但我又请朋友们答应我这样一个要求：是不是能允许我过了一九八四年元月四号再动身？一位女同志以她特有的敏感诧异地问，为什么偏偏要过了元月四号呢？我笑着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不过因为元月四号是我儿子三周岁的生日。
可是我不希望你得出任何结论。
其实，我和大多数中国作家一样：我们既勇敢，又懦怯；既有追求，又墨守成规；既想独辟溪径，又心惊胆战地怕和整体脱离；我们常常大声疾呼，却又暗自感到底气不足；我们充满着热情奔放的幻想，但最终依然把笔下的方块字放在它应在的位置上；我们绝对有创造能力，却又经常不自觉地去寻找祖传秘方แ或是向西方著名作家模仿；我们习惯了政治的风风雨雨，我们并不吝惜个人的生命，但同时也习惯于为了民族和国家整体的利益和声誉而不断地妥协；当我们在客厅里向客人大胆地高谈阔论的时候，我们却又要小心地把厨房的门关上，以免妻子听见后向我们发脾气。
正因为我始终把关注和参与现实社会放在单纯的文学创作之上，即使蜷缩在西北一隅，弹丸之地，我自认为ฦ自己也有一定的敏锐，有一定的超前感。在中ณ国大陆，我是第一个写“性”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九八五）、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男人的风格》——一九八三）、第一个写中ณ学生早ຉ恋的（《早安朋友》——一九八六）、第一个写知识分子没落感的（《习惯死亡》——一九八九，不客气地说，平凹的《废都》晚我五年，当然他的写法与我不同）、第一个揭示已被很多人遗忘的“低标准瓜菜代”对整个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生理和心理损伤的（《我的菩提树》——一九九四）…你可以说我写得不好，但我毕竟开了风气之先，是功是罪，我以为只有后人才有资格评说。
“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
所以，我看到本书中有描写银川和永宁两地税务工作者的报告文学作品颇感欣慰，我以亲身的感受知道有关他们的作品是完全真实的。
我只请读者注意宣文“求新、求实、求美”的追求。既ຂ然这种追求贯穿着宣文的一生，当然也贯穿于这本书中。如果我们看重他的追求，我们就不必过多地在他的文字上吹毛求疵。现在，一般老百姓很难有机会和领导他们的官员沟通。因宣文具有的求实精神，所以他的全部作品里，的确是说实话的，我想，这对一般市民尤其是“凤城”的市民，倒可说是一次认识“当官的”机会。同时，在市民并不能完全决定谁来当他们的官的体制下，老百姓用赞扬“仕而优仍学”的方式来培养好官，使政治更为晴朗和清明起来，也不失一个过渡时代的好办法。因而我想说，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宣文出版这本书都是值得我们欣喜的。
小说虽然是雕虫小技，其实却是和一切艺术形式和科学一样是人类智慧的表现。你读到的所有小说中使你拍案的地方，并不是高技巧ู的发挥，而是智慧的闪耀。也许有人会说小说尽管不怎么行，可是人类在科学上不是取得了空前的进展吗。表面看起来似乎如此，但人类用科学手段来自我毁灭也是空前的。你“像醉汉一样，若无其事地晃进了现实冲突”倒真无所谓，整个人类都在非常聪明地愚蠢着却实在值得忧虑。
仅以此文感谢宁夏的作家们、编辑们和企业家们。
当然我不是说这部小说所表现的东西仅仅是限囿于宁夏的或西部ຖ的，作为艺术品，尤其是长篇，理该追求更博大更深厚的蕴量。我以为查舜正是这样努力去实现的，诚如他自己曾说过的：“一个不向着世界，不向着人类，只盯着或想着本民族的写作者，是很难写出真正的艺术品来的。”当我捧着这部小说时，我感觉到的分量远远比它沉重得多。近三十万字，五易其稿，历时数年，每次通改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否走、摆脱、超越原我的代价。如果把他在家乡昏黄的灯光卜所发出的孤寂的叹息和鲁迅文学院学友们竞争的压力加进去，则会是一个ฐ不可忍受的重量。不过，他毕竟忍受过来了，他背着这样的重量在艺术的领ๆ域里从自己的局限出发，一步步地追求局限中的丰富，因为ฦ他意识到เ了自己的责任。
在空中，我顿悟到中ณ国这片国土上林本凋敝就是中国文化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工作人员说，长桌上的书籍已๐是瑞典文学院收藏的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之全部，但看来只有寥寥的数十本。我没有仔细数，充其量不过一百本。那长桌子比乒乓桌略大一点，而所有陈列的书又都是翻开的，读者可以想象有多少了。这中间，又以译成外文的四书五经、《道德经》、《西游记》、古典诗词、宋元话本、明清小说居多。然而，如老子、吴承恩之流，是再也没有资格得诺贝尔奖金的了。中国文学作品中，鲁迅的著作有几本，但都很薄；茅盾的作品有一本：《子夜》。这些大师也已๐作古了。尚健在的吧金的著作，我们只看到两ä本，一本是《寒夜》，另一本也很薄，看起来不像是《家》。大家都知道，《家》已译成了许多外国文字，但遗憾ย的是这个最关键的图书馆却没有。艾青的诗没有专集，只有与闻一多两人的合集《死水与黎明》，而且是中瑞文对照ั本，这就可以估计出来所选的诗也不多。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我们只看到เ两本《中国文学》社编的“熊猫丛书”一本是谌容、张洁、张抗抗、王安忆等六位女作家的合集，封面是她们六位女士的照片，故一看就认识。另一本是《中ณ国当代短篇小说选》，其中有我的《灵与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