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
可是我不希望你得出任何结论。
不断地自我反省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我们反省的根据不是自身的直接感觉，而是某种规范，某种既成观念。在我们国家，任何一利ำ回在历史上曾经行之ใ有效的措施、方法都容易成为长久的规范；只要给谬误以时间；谬误也会成为真理统治人们的头脑。请别忘了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这些东西形成了一个坚硬的外壳，我们却要在这坚硬的外壳中孵化出来。所以，可以理解，任何一个自诩为派的中国作家，也都散发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气味。
正因为我始终把关注和参与现实社会放在单纯的文学创作之上，即使蜷缩在西北一隅，弹丸ฤ之地，我自认为自己้也有一定的敏锐，有一定的超前感。在中国大陆，我是第一个ฐ写“性”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九八五）、第一个ฐ写城市改革的（《男ç人的风格》——一九八三）、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早安朋友》——一九八六）、第一个写知识分子没落感的（《习惯死亡》——一九八九，不客气地说，平凹的《废都》晚我五年，当然他的写法与我不同）、第一个ฐ揭示ิ已被很多人遗忘的“低标准瓜菜代”对整个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生理和心理损伤的（《我的菩提树》——一九九四）…你可以说我写得不好，但我毕竟开了风气之先，是功是罪，我以为只有后人才有资格评说。
就写到这里吧。我现在正在听理查德·克莱门特演奏的：
所以，我看到本书中有描写银川和永宁两ä地税务工作者的报告文学作品颇感欣慰，我以亲身的感受知道有关他们的作品是完全真实的。
具有悲剧意味的是，这种小城氛围又并非完全是小城领ๆ导或小省领导的过错，却是日为ฦ发展缓慢而缺乏一种冲刺的力度，又因缺乏冲刺的力度而发展缓慢，以至很少人会深切地感受到人才的可贵，觉察到改革的必须ี。这个怪圈，在很大程度上便属于地域和的因素所形成的了。翻了翻宣文的文章，有不少是发动冲刺，鼓吹改革，对小城的陋习进行批判ศ的。这些我都赞同。但手持长矛面对传统的观念和人情的陋习，常常有无力之感，因为这些东西往往像空气，至多像棉花包“老虎吃天，无法下爪”令壮士扼腕而叹。
小说虽然是雕虫小技，其实却是和一切艺术形式和科学一样是人类智慧的表现。你读到的所有小说中使你拍案的地方，并不是高技巧ู的发挥，而是智慧的闪耀。也许有人会说小说尽管不怎么行，可是人类在科学上不是取得了空前的进展吗。表面看起来似乎如此，但人类用科学手段来自我毁灭也是空前的。你“像醉汉一样，若无其事地晃进了现实冲突”倒真无所谓，整个人类都在非常聪明地愚蠢着却实在值得忧虑。
美国的汽车大王尼柯卡，石油大王哈默等人，都是请作家给他们写的传记。他们的传记不但风行西方，中国想向之ใ学习的也大有人在。从激励人，令人感奋这个ฐ角度讲，活动在我们身边的新人当然会更为直接些。所以我还在盼望着有更多的这类人物的传记出现呢。
当然我不是说这部小说所表现的东西仅仅是限囿于宁夏的或西部的，作为ฦ艺术品，尤其是长篇，理该追求更博大更深厚的蕴量。我以为查舜正是这样努力去实现的，诚如他自己曾说过的：“一个不向着世界，不向着人类，只盯着或想着本民族的写作者，是很难写出真正的艺术品来的。”当我捧着这部ຖ小说时，我感觉到的分量远远比它沉重得多。近三十万字，五易其稿，历时数年，每次通改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否走、摆脱、超越原我的代价。如果把他在家乡昏黄的灯光卜所发出的孤寂的叹息和鲁迅文学院学友们竞争的压力加进去，则ท会是一个不可忍受的重量。不过，他毕竟忍受过来了，他背着这样的重量在艺术的领ๆ域里从自己้的局限出发，一步步地追求局限中ณ的丰富，因为他意识到เ了自己的责任。
今年六月，我从吧黎回国，飞机掠过喜马拉雅山脉，经西藏、青海、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到北京，三个多小时的航程里游子的眼睛不时地俯瞰着祖国大地，看着看着我的心不由得酸楚起来。那真是满目黄沙，惨不忍睹，焦灼的土地似乎执意要把人的眼泪吮吸干。裸体的女人是美丽的，如果你用一种艺术家的眼光去看的话，而赤裸裸的、没有一株树遮掩的土地却是丑陋的，不论你用什么眼光去看都毫无美感。
承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好意，为我们中国作家来访，专门把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排出来摆在长桌上展览。这个展览，倒使我明白了中国作家，如吧金、艾青这样世界著名的作家、诗人尚未能够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技术原因。
《花园街》和《风格》，在艺术上，当然绝谈不上完美精致。相反，恐怕它们还不过是毛坯，都有许多应该再加工之处。但是，至少，它们表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的激情、中国人的活力、中国人的问题、中ณ国人的向往、中国人的理想、中ณ国人的艰辛的斗争。我很欣赏鲍昌对《风格》的评语，只有一句话：“在我们当前十分艰难复杂的人生中ณ，显露出了一种自豪的微笑，信念的微笑。”（见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学报》）我觉得这句话同样可以加在你的《花园街》上面。是的，我们只追求了暂时，只追求了这一瞬间，但又怎么不可预见，我们的作品不会对后人有点认识价值呢？未来的人，难道不能从我们的作品中看到一些他们的先人是怎样过来的，是怎样想过的吗？前面我已说了；我们笔下的人物都有一定的现实性，即使书中ณ人物的某些想法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错误的，构成其错误的因素也是现实性，因为那是我们这一代人只能达到的程度。人的审美观念虽然是不断ษ流动变化的，但若干若干年后，就像我们现在看若干若干年前的文学作品一样，作品的直接美感将多半被作品的认识价值所渗透，因而，我们的作品也许还有一定的美学意义。这样，只要我们牢牢地把握这一瞬间的现实，我们也可能获得永恒。
而中国这一瞬间的现实，其“真实内容”只能是社会主义改革。
我常常想着我作为一个作家的使命应该是什么。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我实在愧不敢当。一个党员作家，还可以说他首先是一个党员，然后才是一个作家，比如你。我呢，至今还没有修养到你这样的程度，我总不能认为自己应该首先认识到自己是个群众，然后才是一个作家吧。但即使你我都这样认识，还是要归结到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看待作家的使命这个ฐ问题上来。
从文学，也即我们所从事的专业来说，我们总算忝列ต于现实主义作家之末。而现实主ว义方法已经规定我们应该从非本质性的素材中ณ选取和组织本质的东酉，揭示未来历史方向的进步因素，即所谓“典型性”说到底“典型性”都带有职能的意义。这种职能就是激励读者批判一切旧社会的残余包括其意识形态，并变革现实。现实主义文学如若缺乏力图变革现实的参与意识，它的存在价值就值得怀疑。不但是我们，外国一些优秀作家也认为典型化就是集中一切已经在活动的力量去面向社会变革。因而典型的主人公就是作为在某一特定时期把一切变化着的力量集中于自身的人物，他具有把社会变化付诸实践的某种决定性影响，同时他还采取一种预ไ言社会发展方向的姿态，吧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笔下的主ว人公一直被人所称道，贾宝玉之所以作为一个不朽的文学典型，也正是这个道理。
这样看来，作为ฦ一个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个社会主义改革者。我们自身具有变革现实的参与意识，我们的作品才有力量。如若我们自身缺乏变革现实的兴趣，远离亿万人的社会实践，我们就等于自己้扼杀了自己的艺术生命。我们也就不能再从事这种职业了。
最近，我更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党中央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清除精神污染之ใ后，我既受到了正面教育，也受到了反面教育。不过此事应该是我们另一封信里讨论的问题了。我这里只再重复一遍我上面的话，不改革便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绝不是没有根据的。
当然，我们以社会主义改革者要求自己้，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写改革者。这是不言而喻的。程乃珊可以写《蓝屋》，铁凝可以写《没有钮扣的红衬衫》，我也可以写将在《十月》第二期发表的《绿化树》。
《绿化树》出来后，你一定要“拜读”我等着读你的《三月柳》。
再见！
贤亮
1984๒。1。3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