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有着较为达的农业经济，养猪素与原始农业相伴随，猪又是先民典型的依赖型动物，因而红山文化先民产生了猪崇拜观念。在远古的祭祀活动中ณ，猪是用于祭祀的常物，这种习俗甚至流传至今。在今天的民间祭祀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用猪（或猪）作为“三牲”之一祭祀先人。有学者认为，“由于猪同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关系密切，也由于古人视猪为‘水畜’8๖6，在祈天、求雨、祈防洪涝的祭祀活动，自然就选择它作为沟通人神间的信物，从而出现了被神化的猪的种种传说，其中就有作为雷雨之神的传说。87”8๖8是有一定道理的。
5๓oo年以后，这种生物形象又出现在甘肃武山县傅家门遗址出土的彩陶瓶上。傅家门遗址属于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文化。马家窑文化是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直接展、演变而成的，石岭下类型又属于马家窑文化的早期，因而石岭下类型文化带有强烈的庙底沟类型文化的色彩。傅家门遗址中的这条“龙”与西坪遗址中ณ的“龙”同属黑墨彩绘，形象亦基本一致，只是它的大嘴下撇不露齿，腹部更加肥大，共有六足。69
如果说学术界对北岭“龙”是否是龙还有不同看法的话，那么对西水坡“龙”则异口同声称之为龙。这是因为西水坡“龙”的形象与后世的龙极为接近。据报道：“有的专家看后说，濮阳西水坡仰韶时期的龙与故宫明清的龙相差不多。”52这条“龙”的现在学术界引起了震动。根据以往的资料，人们认为龙的形象是由一个ฐ单一的起源，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展过程而形成的。然而，西水坡这条时代颇早、形象却颇“进步”的“龙”的出现，是传统模式所无法解释的。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条“龙的原型来自春天的自然景观”，它是作为“春神、生神”出现于墓主人东侧的。5๓3这种说法最令人不解的是，先民既然要表现“春神、生神”，为什么不直接表现“春天的自然景观”，而要把诸多自然形象组合、创造成一个虚构的动物形象呢？而同一作者在另一侧表现“秋神、死神”时，为什么เ就没有再作这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创作，而直接运用了现实中虎的形象呢？显然，这种说法缺乏说服力。
当我们确认渭河流域出现的原龙纹的原型为鱼后，进一步要弄清的是这幅图像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前面说过，鱼在渭河流域先民的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位置，那么半坡类型陶器上的大量鱼纹应该是先民对鱼依赖、喜爱以至崇拜的产物。在这种鱼崇拜的原始宗教观念氛围之中，北岭先民创作这幅“水鸟啄鱼纹”的本意似乎不应该是“鱼被鸟啄食”这一自然主题的简单再现。那ว么，其含义当是什么呢？
夫龙之为虫，可狎而骑也，然喉下有逆鳞径尺，婴（触）之则杀人。（《韩非子·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