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掘报告中，研究者对编号m1∶3o的“龙镯”进行了极为详细的描述和分析：“镯体作宽扁的环状。内壁平直光滑，外壁以浮雕加线刻琢出四个相同的龙形装饰突出于器表。……利用环身的宽平面表现龙的正面图形，图像下端为宽平的嘴裂，露出平直的上唇和上门齿九至十枚，以浮ด雕法突出于环体外侧。在上唇的两侧琢出圆形突起的鼻孔，宽扁的鼻部与上唇平齐。图像上端与鼻翼相应的部份琢出一对圆突的眼球，外饰一道圆形的眼圈。两眼的上方แ用阴险刻๑出一对圆端的短角，短角的后方以示ิ意性的浮雕显现近方形的两耳。在眼鼻之ใ间壁面稍稍弧陷，表现长而且大的鼻梁。在环体弧形侧面，用很浅的浮雕和阴线刻条表现深而长的嘴裂和鼻及头部的侧视外形。细审图像各部，眼和牙近似水牛或鹿，鼻如猪，角和耳非牛非鹿，似为各种动物的结合图形。以往曾将这种玉器称为‘蚩尤环’。我们认为如以平面加一个侧面进行斜向观察，其形态和我国传统观念中的龙形颇为近似。这种玉镯与商、西周乃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龙形玉雕有相似之处，环曲的镯身，或可视作龙体的象征。”94
辽河流域的“龙”形玉从形制上分析，应当是用来悬挂或佩带的玦一类的玉器。先民在制作玉器时，先考虑的是材料é的形状、所制器物的形态要求，然后才是饰以何种纹饰的问题。换句话说，“龙”形玉上的动物形象应当是环状玉器的纹饰部份，而不能把玉器整体看作是某种动物的形象。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与红山文化中ณ数量更多的“兽”形玉的对比中得到证明。这些“兽”形玉与“龙”形玉有着极多的共同点：“1基本形制均作蜷曲状，造型、做工、抛光亦相近；2头部都有五官刻线，周身光素无纹；3背部同样对穿一孔，用于系挂，悬起时头尾都向下；4都用青绿色软玉雕成。”78๖毫无疑问，红山文化中ณ的“龙”形玉与“兽”形玉是形制相同的同一种玉器。如果说它们整体表现的是某种动物，那末何以二者仅头部不同，而“躯体”却完全一致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那弯曲的玉环表现的根本不是动物的躯体，只是玉器的形制所致罢了。研究者王大有先生认为：“龙”形玉的“勾形蜷曲状乃商周及其以前玉器佩饰、礼器的一种定式，无论是龙，还是马、豕、虎、鸟皆如此，并非仅见于龙。”79是很对的。然而，一些学者却没有看到这一点，把玉器整体作为动物的形象来研究，从而得出辽河流域“龙”形玉“身体呈环状，正是代表了较早的蛇的形象”8o。在有些文章中，研究者甚至将辽河流域“兽形玉”称为“玉猪龙”。这些都不过是对文物的误读罢了
这里孔子明言龙非鸟、非鱼、非兽，而能乘风云上天，所以孔子不知道捕获龙的方แ法。《吕氏春秋·举难》中记载，孔子还说过：
三、龙，神祇名。如：“……{3๑}龙……”（《殷虚书契粹编》四八三），“{3๑}”字王国维释为“求”16，郭沫若释为“祈祀之义”17，全辞当为向龙祈祷之意：“……卜，其兄龙，{4}用。壬戌……”（《殷虚书契后编·下卷》十四），“兄”即“祝”，“祝龙”，即对龙祝祷；“丁未卜龙隹若……{5}于父丁十……”（《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十五），罗振玉与郭沫若均把“若”字解释为“顺”1้8，“隹”即“惟”，意思是向龙卜问，希望能利于实现卜者的愿望；“壬寅卜宾贞若茲邑龙不若王{6}曰帝隹茲龙不若”（《殷契遗珠》六二o），全辞大意为ฦ向龙卜问未来天气的晴雨状况
“龙，被古人公认为最原始的祖型，可能还是恐龙。古人以具有四足、细颈่、长尾、类蛇、牛、虎头的爬行动物为龙，这可能是古人当时见到并描绘下来的某种恐龙形象。”⑦
龙的起源问题，是我们探索龙的本质、内涵与真正含义的基础。若是回避龙的起源问题，那么我们便永远也无法破解关于龙的谜团
汾河流域原龙纹被考古界称为“蟠龙纹”，照此说法，这当是迄今在中原地区所见的最早的“蟠龙”图像。1o9蟠龙纹是商代重要纹饰之一，汾河流域原龙纹主要形态结构与商代蟠龙纹几无二致，二者的渊源关系无可置疑。关于汾河流域原龙纹的原型，有学者认为ฦ是鳄：“陶寺龙的头部似鳄，龙身的遍体鳞甲â与对称成行的鳄甲也相似。”11o乍看上去，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陶寺先民对鳄太熟悉了。在陶寺大墓中，与“蟠龙”盘同时出土的就有鼍鼓。“鼓皮已朽，但骨腔内常见散落的鳄鱼骨板，数枚至数十枚不等。由á此可证，原以鳄皮蒙鼓，即文献中记载的鼍鼓无疑。”111可见鳄是陶寺先民捕杀的对象之一。然而，汾河原龙纹是艺术加工痕迹很重的图像，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个ฐ纹样，显然已无法直呼其为哪种动物了”，112陶寺先民在创作它时，使它带有一些鳄的特征是不足为怪的。但是，汾河“蟠龙”的头、颈、体、尾全无明显界限，身体长而蟠曲，无足，形态特征与鳄截然不同，它的原型显然是自然界中的蛇。
汾河流域原龙纹所在的墓葬，是陶寺遗址墓葬区中屈指可数的大型墓之一。它的圹穴很大，有木棺盛放尸体，棺内撒有朱砂。墓中与原龙纹彩陶盘同时出土的还有成套的石器（斧、锛、镞、钺、刀等）、玉器（琮、瑗、钺、刀、环等）、彩绘漆器（案、俎、豆、匣、仓形器等）以及鼍鼓、特磬等乐器。这些物品大多不是实用之物，而是用于祭祀เ、巫术活动的礼乐่器。比如鼍鼓，直到殷周时期还是重大祭祀เ仪式中使用的乐器，《诗经》中“鼍鼓逢逢”的诗句描写的就是这种场面。在这些礼器中，最有特色的是仓形器，用木挖成，外面看上去如同蘑菇，又与现今的圆形大顶粮仓十分类似，故而被称为“仓形器”。然而蘑菇帽下的圆柱却是从三面挖空的，根本就装不了粮食。该器出土时，上面置有猪腿骨，显然这是一种礼器。田昌五先生认为：“它可能ม是用来祭天的。如然，这种东西就是最古的天坛或其象形了。”1้13以此推衍，大墓随葬的繁缛的礼乐器的作用也同样是祭祀。那么，绘有原龙纹的彩陶盘，也应当是用来祭祀的。至于原龙纹彩陶盘中的图像，研究者田à昌五先生认为：“这使人联想到帝尧的形象。如《帝尧碑》云：‘有神龙出于常羊，庆都交之，生伊尧，不与凡等，龙颜日角，眉八彩。’彩绘陶龙盘是一种祭器，祭祀的应是陶唐氏之神龙或即帝尧。”1้14他把这里的原龙纹当作对神龙或者帝尧的祭祀，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实际上却站不住脚๐。因为在陶寺大墓中，鳄被剥皮制成祭祀用的鼓，蛇口衔农作物（或有它说）的纹饰出现在盛放祭品的陶盘里，似乎它们都不可能是被祭祀的对象，祭祀เ对象应该是更高的神。更为可能的是，盘中的蛇纹是以沟通天地的使者身份出现的。鳄、蛇同属水中的畏惧型动物，同墓出土的彩陶壶上则绘有水纹，看来陶寺居民很可能认为水及水中猛兽具有一定的神性，故以鳄传声、以蛇负物上达天庭，向天表达人类的祈望。（插图透雕龙形玉佩新า石器时代龙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