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河流域原龙纹被考古界称为“蟠龙纹”，照ั此说法，这当是迄今在中原地区所见的最早的“蟠龙”图像。1้o9๗蟠龙纹是商代重要纹饰之一，汾河流域原龙纹主要形态结构与商代蟠龙纹几无二致，二者的渊源关系无可置疑ທ。关于汾河流域原龙纹的原型，有学者认为是鳄：“陶寺龙的头部似鳄，龙身的遍体鳞甲与对称成行的鳄甲也相似。”11o乍看上去，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陶寺先民对鳄太熟悉了。在陶寺大墓中，与“蟠龙”盘同时出土的就有鼍鼓。“鼓皮已朽，但骨腔内常见散落的鳄鱼骨板，数枚至数十枚不等。由此可证，原以鳄皮蒙鼓，即文献中记载的鼍鼓无疑。”111可见鳄是陶寺先民捕杀的对象之一。然而，汾河原龙纹是艺术加工痕迹很重的图像，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个纹样，显然已无法直呼其为哪种动物了”，112陶寺先民在创作它时，使它带有一些鳄的特征是不足为怪的。但是，汾河“蟠龙”的头、颈、体、尾全无明显界限，身体长而蟠曲，无足，形态特征与鳄截然不同，它的原型显然是自然界中的蛇。
车軏的正面是一个宽脸、立耳、圆睛高突、大口张开的兽头。尽管兽头的艺术化处理十分严重，但仍然可以确认为虎头。虎头额头束冠，冠上饰云气纹，从而强调了虎的神性。虎头后伏着一个ฐ人，宽脸、大耳、平头顶，阔口作微笑状，二目直视前方。人的上身赤裸，有纹身，下身着窄边短裤，腰束十分讲究的宽带，梳理过的长后披成束，背部纹身有两只相背回的小鹿，鹿的双角分枝，形象十分生动。从这些装束可以看出，他显然不是奴隶，而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巫师。由于当时盛行以动物为通天助手的原始宗教观念，巫师不仅在巫术中大量使用动物，而且还在身上纹刻动物形象以增加神性。这位巫师的双腿作蹲踞状，这显然是乘骑的动作；双手扶着兽耳，这个动作与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中巫师双手扶兽睛两侧的动作如出一辙。古人将车軏饰制成这种形象不是偶然的。将自己乘兽力车前行比作乘神兽前行，不仅反映了乘车人的宗教心理，也给乘车人在世间的活动增添了神性的光环。综观上古车饰，多呈龙、虎、鹿、羊、怪兽形象，其含义莫不与此相同
在红山文化中，猪纹的含义并非只是求雨。回到当时的文化背景中去，我们现，红山文化中关于原始宗教的遗存极多。19๗83๑年-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的山梁上现了属于红山文化的圆形和方形两处祭坛遗址，并出土了陶塑女性裸体像。塑像腹部隆起，具孕妇特征，很可能属于生殖女神。89在距东山嘴祭坛3o公里的牛河梁山梁顶，考古工作者又现了一座女神庙遗址。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女性裸体塑像的残破部件，其中包括分属不同年龄女性人体的6组r房。据研究：“这是一个ฐ围绕主神、众神并列的多室布局的神殿址。神殿中以各种动物塑像为陪衬，陈设造型考究的祭器。”9o“动物塑像中，目前可辩明被神化了的动物形象有猪龙和禽。”91这里所说的“猪龙”即指辽河流域原龙纹一类的泥塑。这些动物塑像在神庙中ณ作为女神的陪衬，显然是神的助手，是处于神人之ใ间的负责沟通天地的神物。女神庙的四周环绕着无数的积石冢，每座积石冢中又有无数的墓葬。每座积石冢中ณ都有一个中心大墓，墓主人均为男性。从位置和随葬品上看，他们应属凌驾于社会一般成员之上的拥有特殊权力和地位的领一类人物，而这类人物在当时都兼有巫师身份。大墓的随葬品有包括玉雕“猪龙”等大件的精美玉器，这些玉器当与祭祀巫ใ术活动有关。在一座中心大墓中，两条玉雕“猪龙”被置于墓主人尸身的胸部，“背靠背、吻部ຖ向外”。92远古先民认为ฦ人的灵魂生于心，在胸部放置玉“猪龙”，很可能是希望它能够引导死者灵魂升天
这些出现在渭水流域的原龙纹在表时及后来的一些研究文章中多被称为“人面鲵鱼纹”或“蜥蜴纹”。鲵鱼，俗称娃娃ใ鱼，头面、四肢及叫声似小儿，通常生活在河流沟溪的水流急、水质清澈的地方แ。在今天的甘肃东部地区，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种珍稀的动物。但近年来，有很多诸多著述都认为ฦ这一纹像应当是龙纹。有台湾学者说，“目前追溯商周二足神龙纹的来源，以甘肃武山出土的一件马家窑文化彩陶瓶上的龙纹为最早。虽然大6的出土报告和后来的图录都称为‘蜥蜴纹’，其实这是没有细察的关系。……这形象明显是人面蛇身二肢的神话动物，绝对不能视为是四足的蜥蜴。”7o大6也有人认为ฦ这是“人蛇身，尾交上的原始‘伏羲’神形象”，而“旧被误断为蜥蜴”。71还有人甚至认为ฦ：“实际上在整个ฐ石器时代中，除了下面这个ฐ陶瓶上的形象（指西坪遗址出土的原龙纹，作者注）外，我们再也找不到与龙更接近的形象了。”72
生这种错误的原因在于原有的龙的起源观。根据“龙”的形象，人们往往认为西水坡“龙”已距离其原型很远。其实，只要摆脱这一观念的影响，我们就不难现新的启示。比较墓主人西侧的虎形蚌塑，我们现，它虽然经过了艺术处理，但没有局部上的添加和大的变形，几乎完全是写实的。可以推测，蚌塑的作者在进行创作时，所持的态度基本是忠实于原型的现实主义的。如此早的年代，一边是完全写实的虎，另一边是完全虚构的龙，这是显然不合乎逻辑。根据对称原理，我们有理由á认为，这条“龙”的形象也是写实的，即表现的是现实中ณ存在的动物的形象。要知道，“龙”、虎由蚌壳铺摆堆砌而成，比起在玉石上雕刻๑、在陶器上绘画来，要容易一些，受原料é、器物形制、装饰性能等方แ面的限制要小一些，更容易接近原型动物的真实形态。当然，由á于先民对原型动物观察不仔细、或在塑造时进行艺术处理，摆塑出的形象产生失真，这也是有可能的。在这里，虎有四足，而“龙”只有前后两ä足，这是由于动物腹部贴地，从侧面看去的结果。这说明西水坡“龙”属于一种四足的爬行动物。一些古脊ิ椎动物学家认为，已知动物中（包括早已绝灭的恐龙类）与西水坡“龙”相近的只有鳄。5๓4根据测量，人们现，“蚌龙”身体各部ຖ分的比例关系与鳄类身体的比例关系基本一致。此外，蚌龙眼眶和鼻端向上突起，这也与鳄类适应水面生活所进化成的特征相符。55山中的虎与水中的鳄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都属于最凶猛、有力的动物，二者正好是一对，都符合先民的猛兽崇拜观念。由á此，我们可以确信，所谓的西水坡“龙”其实完全是鳄的形象，只是先民在用蚌壳摆塑来表现鳄时，似乎ๆ有意无意地进行了一些变形处理而已。与“鸟与鱼”是“凤与龙”的前身一样，“鳄与虎”正是后世“龙与虎”的前身。然而鳄纹终究还不是世间所没有的龙，它还处在原龙纹阶段
其实，这种“鸟衔鱼纹”在新า石器时代及后期文化中ณ并不罕见。时代较北岭遗址稍晚的河南临ภ汝阎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有彩陶瓮棺，其上也有与此类似的鱼鸟图像。（图5๓）其中鸟作体型硕大的白色鹳形，双脚๐直立，略向后仰，鸟喙与鱼吻相接；鱼作白色鲢鱼形，鱼体僵直、全无动态；鸟鱼旁竖立着一把巨大的石斧。39๗考古工作者将这组纹像称为“鹳鱼石斧图”。4o虽然“北岭的陶壶比阎村的陶缸要早ຉ好几百年，而且还有地域的不同，它们之间是否有联系，尚待今后研究，”不过在研究者看来，它们反映的“史前艺术家创作时遵循的思想意识是相同的，使用的艺术语言也是相近的。”41我们可以尝试从对“鹳鱼石斧图”的解读中，找到解释“水鸟啄鱼纹”的道路
很明显，韩非说的龙是一种实在的动物，它的特点是能骑、有鳞、能伤人。伪托为春秋时候管仲所著，实成书于秦汉之ใ际的《管子·水地》言道：
尽管两ä类字形的差ๆ异较大，但它们都明显地呈现动物的形态。其共有的特点是：（1）长身而曲；（2）巨头大口；（3）绝大多数有角，角的形状多样；（4）足或有或无。我们将甲骨文中的龙字与商代流传下来的玉龙作一番对照，可以现，二者是一致的。15๓
“充任龙的模特儿之一的马，最初不是一般的6马，而是河马。……河马不仅把自己的部份形体贡献给了龙，而且把自己的部分性能ม善于御水，也贡献给了龙。”⑤
按照以往的龙起源研究的一元论观点，龙起源于单一某种原型，并有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直线演化模式。然而这种演化模式根本无法将已知的各种原龙纹安排得当，实在难以自圆其说。其实，无论是从中国文明的演化，还是从原龙纹的产生、演变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中国的史前文化是多元的，出现在各类型文化中的原龙纹也是多元的，因此龙的起源必然是多元的。这些起源于多元的原龙纹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并行、共存之后，最终全部相对稳定地延续到商文化中。这种演化过程是车辐式的，即由多元归集于一个中心。原龙纹的这种归集过程，也就是真正的龙纹的形成历程